作者：杨振之、赖斌、杨丽娟等

出版社：中国旅游出版社

时间：2019年12月

前言

包容性发展是人们为了克服现代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困境和不足而提出来的一种新发展理念，标志着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正在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转变。包容性发展突出了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而“包容性”本身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观念之一。早在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就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2011年4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鳌举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式提出了包容性发展这一概念，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由“增长”变为“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增长”，还包括社会、教育、医疗等惠及民生的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发展”比“经济增长”问题更为突出，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则更为紧迫和重要。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得包容性发展理念有了更高的价值定位和更大的逻辑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明确提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因此“包容性发展”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发展理念”，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当前，我国聚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将持续推进稳定脱贫。民族地区作为精准扶贫、稳定脱贫的重中之重，面对生态和文化的脆弱性、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薄弱性等多重约束，正在大力推进文化旅游产品供给和经济增长，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和谐共生，已经成为包容性发展理论最具现实意义的应用场景，也必将为世界减贫事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球案例。

纵观现有研究，有关学者虽然就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包容性发展（郑长德，2011）和旅游包容性发展模式（王超、王志章，2015）已有专文论述，但从旅游发展与惠及民生的互动机制出发，系统研究民族地区包容性发展的成果尚为鲜见。因此，本书坚持理论逻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原则，横向内嵌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社区受益之间矛盾冲突的若干现实问题，纵向将文旅融合背景下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惠及民生纳入包容性发展框架开展理论演绎，以期对民族地区的旅游民生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和实证依据。全书分为五章，共由二十篇学术论文组成，虽然每篇论文相互独立、各成体系，但在包容性发展的内在逻辑主线贯穿下，又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第一章涉及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与惠及民生包容性发展的理论演化问题。首先在对国外民族旅游研究现状进行生产主体结构与知识主题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地方的”与“全球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发展的”与“落后的”……在这些看似对立的二元关系中，旅游作为桥介，如何在其后现代性中能实现二元关系的包容性发展，是知识主题持续探讨的焦点。其次从包容性发展的“人一地”的生态伦理观层面归纳了旅游民生和旅游惠民的概念内涵，以及民族旅游中生态文明和“文化碳”的生成、演变与控制机制。最后，提出包容性发展要破解旅游开发对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成因机制问题，研究表明经济利益是直接诱因，权力及制度是深层成因，能力是中介条件，而弱势利益群体主观意义上的相对剥夺感的形成是旅游冲突产生的充分条件。

第二章涉及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对惠及民生的影响问题。首先基于旅游公平理论，从政府民生活动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角度提出了“旅游民生感”概念和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比较民生感3个测量维度，通过问卷调研数据和对应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将“民生感”作为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影响的内生变量，将经济效应、社会文化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出了结构方程模型，从而厘清了旅游业在民族地区的惠民作用和归因路径。其次，通过贵州西江苗寨景区的实证研究，构建出由双重相对剥夺者、横向相对剥夺者、纵向相对剥夺者、双重相对满足者四类群体构成的旅游社区居民类型二维模型，以及不同群体对旅游民生的影响感知。最后通过桃坪羌寨的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了民族村寨女性居家就业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涉及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与惠及民生的包容性发展模式问题。针对旅游开发中生态保护与惠及民生的包容性难题，探讨了民族地区全面重构政府、企业和社区融合参与的惠民型旅游资源开发系统模式和建立民族生态旅游惠民示范区的政策建议。同时，针对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提出了包容性发展的“前台、帷幕、后台”新模式，清楚地界定了民族文化的演绎与保护、旅游者对旅游社区文化的观赏与“凝视”的关系，使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演绎区（前台）与保护区（后台）有了各自明确的界域，从而避免了旅游活动和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不同类型的文化功能空间的无差别对待。进而，从“前台”层面进行了民族村寨传统饮酒仪节的现代旅游体验模式研究，提出民族旅游的开发应通过强化民族村寨的“文化符号”做出特色，从而在特定场域中营造旅游体验的不可替代性；从“后台”层面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不均衡态称为“非对称性”现象，并指出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发展与文化惠民的分离，最后将导致二者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四章涉及民族地区文化旅游惠及民生的包容性发展特色产业问题。本章选取了智慧旅游和民宿旅游两个典型的特色产业进行案例研究。一是针对当前民族地区智慧旅游产业发展中重技术轻产业、重营销轻协同、重游客轻民生的三大短板，提出要基于不同类型民族地区发展智慧旅游的阶段性特征，精准定位不同发展路径的学术观点。二是以民宿旅游产业发展为例，论证了民族地区发展民宿特色旅游村镇促进民生改善的必要性，提出发挥政府、社区组织、贫困户和帮扶者四个主体的能动作用，建设产业路径、组织路径和获益路径的包容性发展思路。

第五章涉及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与惠及民生包容性发展的预警机制问题。首先通过实证研究，获得了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测度因子，包括反映经济发展协调度、社会稳定性、开发程度、环境质量的“保障因子”，反映经济增长率、旅游者结构和生活质量的“动力因子”，反映资源吸引力、环境保护状况的“潜力因子”。其次，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惠民的绩效评价问题，构建了以旅游惠民投入效应为导向，将公共性民生效应和个体性民生效应作为一级指标的民族地区旅游惠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再以旅游惠民产出效应为导向，将原有旅游对社会、经济、环境的民生效应作为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进而共同构建出基于“投入一产出”的整体性绩效评价机制。最后通过区域承载力和“碳足迹”的结合分析，构造得出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旅游惠民预警模型，并提出当地政府、开发企业、当地居民、旅游者共同参与的协同行为机制，从而实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开发与惠及民生的包容性发展目标。

不难发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与惠及民生的包容性发展问题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本研究只是在此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有关理论推进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将包容性发展引入到民族旅游研究中，创新性地提出了旅游惠民、文化碳、民生感、前台-帷幕-后台等系列新概念、新观点；二是将文化旅游作为产业载体，以惠及民生为逻辑起点，综合应用质性研究、SPSS统计分析、结构方程建模、博弈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民族地区旅游惠民的包容性发展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实证研究，创新性地解决了旅游开发与惠及民生的演化机制问题、旅游民生感影响因素和旅游惠民绩效测度等评价体系问题，以及旅游惠民的预警机制问题；三是从对策研究的角度，针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的生态与民生、文化与民生、社会与民生等关键核心问题，创新地提出了旅游社区居民分类、游客体验与文化传承的“前台一后台”功能隔离，以及建设民族生态旅游惠民示范区、智慧旅游和民宿旅游特色产业等发展思路。

因此，本书不是简单的论文结集，而是作为一个具有完整学术逻辑体系的整体课题开展的长达10余年的系统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项目的接续支持，也有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的精心指导，更离不开团队成员通力合作的集体智慧，其中有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二级教授赖斌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杨丽娟教授、四川大学杨振之教授、四川农业大学蔡克信博士、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王瑀副教授、沈慧贤博士、四川商务职业学院王璐副教授以及相关论文的共同署名作者四川大学揭筱纹教授，成都大学贺蓉蓉副教授，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方杰教授，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李凌峰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沙莎、潘金玉、贺海、蔡溢，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永中等。

正是大家秉持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围绕共同的研究目标，坚持把学术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才有了本书的顺利付梓。所以，本书在各节的作者简介中标注了原文刊载时的信息，这既是对作者们共同付出的学术青春的致敬，也是对曾经支持作者们的各家学术期刊、各级领导、所在单位和师长朋友们的致敬。同时，感谢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对本成果出版的资助。鉴于本书所涉及课题的复杂性以及作者本身的学术水平局限，还有很多科研难题需要继续跟进，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赖斌

2019年12月